经盛鸿:南京的侵华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

发布日期:2022-09-09 08:41   来源:未知   阅读:

  2014年6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南京利济巷日军“慰安所”旧址正式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目前有7幢房屋,约2000平方米,是南京乃至亚洲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的一处日军“慰安所”旧址,也是唯一的一处被在世“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建筑。2003年11月20日,抗战时期曾被日军诱骗到这里充当了三年“慰安妇”的朝鲜老人朴永心,在其八十高龄时,在中日学者的帮助下,重回南京利济巷,指认了当年日军“慰安所”旧址,指认了她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

  2014年6月2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举行了利济巷日军“慰安所”旧址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立碑揭碑仪式,我作为专家代表,应邀为纪念碑揭碑。

  接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利济巷日军“慰安所”旧址建成“慰安所历史陈列馆”。这处浸透了“慰安妇”血泪历史的民国建筑,将会得到永远的保护,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鉴于历史教训,担心因日军官兵疯狂的奸淫,会导致性病在日军中流行,重演1918年到1920年日军出征俄国西伯利亚期间,因大肆强奸当地妇女所造成性病蔓延的悲剧。日方当局认为,“性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巨大的伤害力,会严重的损害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治疗期间要比其他疾患周期长,梅毒尚影响子孙后代,危及国民整体的健康”。日方当局甚至说:“与其说战争可怕,倒不如说这种花柳病更为可怕”,乃于1937年12月11日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果然疯狂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甚至更多。日军当局迅速着手在南京筹建“慰安所”,首先密令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

  1937年12月19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特派军参谋部第二课的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为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进行联系。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已委托长勇中佐尽快设立妓院(慰安所)”。长勇在上海与一些日侨方便屋老板以及上海黑社会首领黄金荣等进行了联系与布置后,于12月25日回到南京,向饭沼守复命。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长中佐从上海返回。……关于妓女(慰安妇)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在进行了数天的筹划后,“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部召集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日军)军队的不良行为好像日益增多,让第二课召集各部队的将佐举行会议,就此事进行汇报,……审议了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在会上,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迅速获得通过。

  第一条途径,是日军各部队遵照日军部的指令,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劫掠中国妇女。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惨叫与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裆触摸一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递交的抗议日军在1937年12月14日到30日这些天中暴行的一百七十件报告中,就有多件是日军劫掠中国妇女到临时慰安所的资料。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John.H.D.Rabe)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出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日军更常常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做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这些被日军骗去的中国妇女从此就失去了自由,绝大部分再也没有走出日军的兵营。

  日军获得大量中国妇女后,就由各部队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一时间,这种临时“慰安所”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地。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数目众多,难以统计,但为时不长,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与日军调防后,数目有所减少,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招募”、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进行商业性的经营;在南京伪政权建立以后,就指令伪政权派遣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南京特务班”的大西等人,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原是“南京保泰街的拍卖人,与南京的下流社会过从甚密。”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先受聘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但很快就与日军搭上关系,成为日方的代理人。他认识南京一位对举办妓院很内行的黑社会人士乔鸿年,就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与招募中国妇女。王承典的建议得到大西的首肯。乔鸿年协同日军,从12月18日到20日,强征了300多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由王承典、孙叔荣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公馆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又带着日军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22日,由汉奸创设的这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以后,日军当局又要求继续开办更多的“慰安所”。

  1938年4月12日,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富有经验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叔荣、工商课课长王承典呈文,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乔鸿年的呈文称:“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保护,是为德便”。王承典立即批示:“照准 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1938年4月13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专为此事发出第239号训令实施。此后,所谓“人民慰安所”就正式挂牌营业。

  对能否完成搜寻“慰安妇”、建立“慰安所”任务的伪政府官员,日方当局奖惩分明。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南京警察厅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作“慰安妇”,送往日军有关部队。王春生未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

  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曾一度受到日军当局的欢迎,存在的时间也较长。但日军当局毕竟对之存在种种疑虑与顾忌,特别是在日本当局在南京实施标榜“平等”、“友好”的所谓“东亚联盟运动”、“对华新政策”后,南京日军不得不收敛起一些极易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霸道行为,于是,这类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或停办,或由日方接管。

  1938年年中南京形势稳定以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主要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为日军高、中级将校服务;更多的则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为日军普通官兵服务。这类“慰安所”的“慰安妇”开始多是由日本军方征招来的日本籍、韩国籍的妇女,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被胁迫诱骗到这类“慰安所”中充当“慰安妇”。这类“慰安所”,由于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与庇护,享受种种侵略特权,有稳定的顾客来源与财源,因而生意兴隆,经营规模日大,逐步成为南京最主要的“慰安所”,一直存在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以后。南京居民对这些“慰安所”,如日本“慰安妇”多的,叫“日本窑子”,如“朝鲜慰安妇”多的,叫“高丽窑子”,如中国“慰安妇”多的,叫“中国窑子”。

  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居住的“日人街”所在地,并且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据当时在“日人街”中心科巷一家小饭店做学徒的高成明老人(1927年生)在2005年11月21日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南京科巷当学徒,做面行,卖面条馄饨。……科巷那里全是窑子,那时叫慰安所,二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有七、八家呢!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也有中国窑子。墙上有牌子的。我去送面条馄饨,到里面去的。我那时有十六、七岁了。中国窑子里全是中国姑娘,里头有照片,有编号的。你找一号,一号就来接你。没有中国人进去的,只有翻译能进去。有一次,一个鬼子喝醉了,用东洋刀削黄包车夫的头,面条馄饨都撒了。……窑子里的姑娘不出来,有时用黄包车拉出来,去检查身体。利济巷那里的一个窑子叫‘五棋楼’,怎么写的?不知道。我只晓得叫‘五棋楼’,人家都这么叫。”

  这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安乐酒店慰安所”“松下富贵楼慰安所”“青南楼慰安所”“东云慰安所”“故乡楼慰安所”“吾妻楼慰安所”“浪花楼慰安所”“筑紫屋军食堂”“朝日屋军食堂”、“大华楼慰安所”等。

  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因而这里驻防日军较多。与之相适应,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主要有:“华月楼慰安所”“铁路桥慰安所”“日华会馆慰安所”“圣安里A所慰安所”、“圣安里B 所慰安所”“鹤见慰安所”“东幸升楼慰安所”“煤炭港慰安所”“大垣馆军慰安所”等。

  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珠江饭店慰安所”“利民慰安所”“梦乡慰安所”“满月慰安所”“菊花水馆慰安所”、“共乐馆慰安所”“上军南部慰安所”等。

  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昭和楼慰安所”“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一二三楼慰安所”、江浦慰安所、汤山慰安所等。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日军的性奴。

  在各“慰安所”中,沦为性奴的各国妇女们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她们根本不被当作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据调查,每个性奴,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二三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日军方对不同国籍的性奴要求不一样,中国性奴受害最深。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控诉说:“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狱”。在江浦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妇”被迫在衣服上缝上写有“大日本娼妇”的布条,以示与常人的区别,防止她们逃跑。“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隔间里,里面经常同时挤着三个日军,一个是刚完事整理衣服的,一个是正在“慰安妇”身上施暴的,一个是已经解开裤子迫不及待地等着的。“慰安妇”们经常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慰安妇”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慰安妇”被日军虐杀而死;有的“慰安妇”不堪日军蹂躏,自杀身亡。勉强活着的性奴,形同僵尸。“慰安妇”若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慰安妇”,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它“慰安妇”。

  在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找到了一位活着的“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在1940年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五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性奴。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这时她已没有一个亲人。她只得领养了一个小孩。2006年4月,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

  朝鲜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在本世纪初,我们找到了一位曾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老人朴永心。

  在2002年年底,日本研究“慰安妇”的著名史学家西野瑠美子女士与南京旅日学者朱弘先生,找到我们这些南京同行,说,他们找到了一位日本侵华期间,曾被欺骗、被逼迫在南京做过三年“慰安妇”的朝鲜籍妇女朴永心。朴永心于1939年8月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侮辱、蹂躏。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惨无人地道拔出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迸,跌倒在地。幸亏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急救,才逃过一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5月,她被日军当局作为“军需品”,送往东南亚战场,到达滇西,继续遭受那里日军的蹂躏,直到1944年9月日军战败,她被中国军队解救,回到朝鲜。2002年,朴永心已80岁,居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关于朴永心沦为“慰安妇”的血泪历史,她们已在滇西找到了较多的人证与物证,而在南京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要求我们南京同行,根据朴永心老人回忆提供的线索,寻找与确认她当年在南京被迫充当“慰安妇”时,居住约3年的“慰安所”遗址,为朴永心老人向日本提出法律控告提供更多的有力证据。朴永心老人还想在有生之年,到南京与滇西,以现身说法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行为!世界上一切正义学者的使命是共同的与相通的。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立即开始了为这位苦难的朝鲜“慰安妇”在南京寻证的工作。

  但是,由于朴永心当年被日军骗到南京时只有17岁,不懂中文,又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因此对于在南京的那段经历,她只有一些很不完整的片断记忆。她只记得她当时所在的南京那家“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不远处,是一座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构造的楼房。楼房附近有水,是河是湖还是江,她记不清了。她住在楼上,房间是19号,窗户朝北,从窗户处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附近有一个日军兵营,有军人进出与操练,外面围着铁丝网。楼房离铁路很近,她常常听到火车开过的声响。在“慰安所”的对面,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寿司店,店面很小,是个两层的小旧楼。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做老板,还有一些中国杂役,有男有女。朴永心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说:“中国人很温和,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非常友善。”当问及这家“慰安所”的名字时,朴永心老人已记忆模糊,只记得日语音为“Kinsiyi”,译成中文的意思,可能是“近水楼”,或者是“金水楼”、“锦翠楼”,或者是与此发音相近的什么楼。但朴永心对自己被日本人强加的“艺名”记得很清楚,叫“歌丸”。朴永心还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一道长长的伤疤,讲述了她在南京“慰安所”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经历:她那次因身上来月经,拒绝“接待”日军,竟被一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挥刀猛刺,跌倒在血泊中。是这家“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将她送到附近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才使她逃过一死。她永远忘不了日本兵的凶悍暴虐,也永远忘不了南京人民的善良与救助……。

  接到西野瑠美子与朱弘的请求后,我以多年研究与社会调查所得,根据朴永心的回忆,开始把寻访的重点放在南京城北的下关地区,因为那里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又邻近铁路与长江,符合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但我寻访数日,找到的几家“慰安所”旧址,都与朴永心的其他回忆不相符合。在苦恼中,我忽然想到,南京原有一条市内小铁路,从城北下关南下,穿城而过,直到南京城南的雨花门附近出城,与京芜铁路连接。这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到1958年才拆除,改成马路,而小铁路穿过的城南地区,在南京沦陷时期,是日本侨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所谓“日人街”,离日军兵营很近,正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有几家规模较大的“慰安所”,南京当地的老人当时称作“日本窑子”(日本“慰安妇”)与“高丽窑子”(朝鲜“慰安妇”)。我们何不到那里调查呢?

  2003年1月,朱弘回到南京。我把我在南京的调查与判断告诉了他。于是,我们两人会同《现代快报》的女记者韩晓蓉,一同开始了在南京的寻证之路。我们把位于南京城南的太平南路、科巷、长白街一带的“慰安所”旧址作为重点调查地区。我们的查访活动得到了南京许多热心市民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先后查访了位于文昌巷白菜园的“菊水楼慰安所”旧址、寿星桥口的“吾妻楼慰安所”旧址、常府街的“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旧址等,最后认定,位于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遗址似乎与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最为符合或相近。

  利济巷2号与利济巷18号的“慰安所”旧址紧相邻接,在抗战前是一位名叫杨普庆的大户人家新建的高级住宅区与一座旅馆,称为“普庆新邨”。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与“”。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前,杨普庆逃离南京。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把“普庆新邨”的这片房屋占据,改作两家“慰安所”。

  我们来到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遗址。我们看到,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虽然陈旧,但保存完好。住在里面的居民给我们指认这家原“慰安所”的大铁门、门房及其他设施所在地。我们进入这座楼里,看到一楼与二楼的中间,都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就像旅馆一样。一搂有14间房间:二楼有16间房间。房间里的床位也很奇特,都凹陷在里面,不像中国的卧室,据知情人介绍,那是当年日本人放榻榻米用的,可以起遮挡的作用。楼上的一位住户陶小年告诉我们,原来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他家的号码是“12号”或“18号”。那么以此类推,这幢楼房里肯定有“19号”,那是朴永心提供的房间号码。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一个房间的上面,有一间狭小的搁楼,知情人说,这是当年禁闭处罚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

  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这家“慰安所”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朝鲜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

  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1909年出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们全家在1938年春夏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住,先摆香烟摊为生,后开了一家“德胜祥烟酒杂货店”,一直居住至今。当时她家四周住有许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开店、开洋行,还有的开“慰安所”。她向他们学会了讲日语。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朝鲜“慰安妇”,因为这些女人都穿的是朝鲜服,所以知道她们是朝鲜人。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

  另一位沈玲老人(1927年出生)告诉我们:在日据时期她家住在利济巷6号楼上,就在“东云慰安所”的前面,当时她才12、13岁。她常透过窗子看到每天都有许多日本军人进入利济巷2号的楼房内,有朝鲜姑娘为日军脱衣等。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当地老住户告诉我们,在这座楼的不远处,原来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大水塘,叫丁家大塘,在1958年被填平了,上面建了一所中学,就是现在的南京二十二中。在利济巷2号楼房的东面,原来也不是建筑群,而是一片操场,南京沦陷时是日军的操练场。在利济巷2号附近,有许多日本人开的店,其中有一家寿司店;还有两家中国人开设的药店与诊所,都替人看病。在利济巷的东面不远处,原是一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拆除,改成马路,就是现在的长白路。

  利济巷18号是“故乡楼慰安所”遗址,位于利济巷2号的北面,与利济巷2号只相隔数米,以前本与利济巷2号相通。这里有8幢格式相同的二层洋楼,规格设备要比利济巷2号要高。当地老人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时期,这家“慰安所”里面多是日本年轻姑娘,穿着日本的和服与木屐,“慰安所”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1922年生)老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

  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扬秀英老太太的儿子张传铭(1931年生)告诉我们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 当地老人清楚地记得,利济巷18号“慰安所”的大门口,挂着“故乡楼”的招牌。这是这家“慰安所”的名称。这与我以前在档案中查到的史料也对上了。

  2003年11月,在中、日专家的帮助下,朴永心老人以82岁高龄,回到南京旧地,回忆控诉了她在“东云慰安所”的悲惨经历。她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伤痕,对我们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才予以查封,所有中外“慰安妇”一律遣散。

  日本当局制订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实施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战争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当局中的一些人,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同时,也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本文仅以日军在南京一地实施”慰安妇“制度八年的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当局中一些人言论的荒谬与无耻。